继2017年7月8号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之后，机器人教育和编程教育在教育行业开始井喷式发展，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编程教育和机器人教育培训的课程。但是鲜少有教育机构提AI教育（即人工智能教育）。今天小编来谈一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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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有关条文：

（六）广泛开展人工智能科普活动

支持开展形式多样的人工智能科普活动，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人工智能的科普与推广，全面提高全社会对人工智能的整体认知和应用水平。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寓教于乐的编程教学软件、游戏的开发和推广。建设和完善人工智能科普基础设施，充分发挥各类人工智能创新基地平台等的科普作用，鼓励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搭建开源平台，面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研发平台、生产设施或展馆等。支持开展人工智能竞赛，鼓励进行形式多样的人工智能科普创作。鼓励科学家参与人工智能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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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编程教育属于软件开发技术教育，在少儿阶段主要是着重编程思维的培养，说得通俗一点是如何把一项任务分解为多个可实施的步骤，使用程序设计实现既定的任务功能。可以用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解释什么叫任务分解：

----“如何把大象放进冰箱？”

----首先把冰箱门打开，然后把大象放进去，最后把冰箱门关上。

说起来很简单，但的确是工程思维的基石。

机器人教育涵盖了软件开ta发技术教育同时还包含了硬件原理设计教育，因为设计到比较多的专业技术，一般适合大一点的孩子，至少要到小学阶段才比较合适，幼儿园阶段的孩子理解起来会比较困难。

从教学路径上看，机器人教育首先设定一个任务目标，然后教你如何利用机器人的软硬件技术将他实现，编程教育则是首先设定某个硬件平台，告诉你如何在该平台上开发软件实现特定的智能化功能。

AI人工智能教育则应是更大的范畴，它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孩子用更广阔的视角去认识这个世界，明确这个世界需要人类解决什么问题，从这个认知出发去定义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人工智能，需要什么样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需要具备哪些智能化的功能，有哪些硬件平台和哪些开源软件平台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些功能，如何实现。

可见，机器人教育和编程教育要解决的是“术”的问题，而AI人工智能教育，除了解决“术”的问题即“怎么做？”，还需要解决“道”的问题即“做什么？”。要让孩子知道需要“做什么？”，需要首先做好通识教育，然后才是学习机器人和编程。

然而，通识教育是一个科普性质的基础教育，范围广泛，要形成体系和知识网络所需要付出的心力远比开发编程课程和机器人课程要费时费力得多，而且，由于是基础教育，所以也没有编程教育这样容易见到成效。这也是各大教育机构都先推出编程课程和机器人课程，而少有提出AI的通识教育课程，因为这在教育行业实在是一块吃力不讨好的硬骨头。

但是作为AI行业的从业人员，小编认为，AI教育最重要最核心的其实是AI的通识教育。

现在机器人已经可以代替人类的很多种类的重复劳动，很快机器人通过学习也将可以代替人类决定“如何做？”，但是“做什么？”是机器人无法代替人类决定的，或者说不能让机器人代替人类决定的。机器人一旦突破“决定做什么”的界限，那么科幻片中的机器人统治地球的场景就会成为现实。

       无论如何，机器人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它们在解放我们的劳动的同时，也将改变我们的孩子的工作方式，甚至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从这个观点出发，学习机器人和编程这样的技能，可以让孩子在一定的时期获得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仅仅学会这些，仍旧无法逃脱与机器人竞争的最终宿命。毕竟计算机很快就可以自己编写程序，机器人最终也将可以自己制造机器人。

      AI的通识教育究竟能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什么呢？我们需要把视角在时间和空间轴上拉长，以上帝视角来观察才能明白它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过去的200年间，正是西方领先的科技造就了如今强大的以西方为首的全球经济秩序。

而早在1775年，亚洲占了全球经济总额的八成比重，光是印度和中国，就占了全球生产总量的2/3，当时的欧洲就像一个经济侏儒。一直到1750年到1850年间，欧洲在一系列战争中将传统的亚洲大国打得抬不起头来，征服了亚洲的大片土地，全球的权力中心才移到欧洲，1900年左右，欧洲已经紧紧掌握着世界经济和多数的土地。在1950年西欧加美国的生产量占了全球超过一半，而中国只剩5%。在欧洲的主持下，出现了一个新的全球秩序。

1750年到1850这一百年间，支撑西方殖民主义的正是这一时期新发展出来的科技所迸发出来的强大力量，比如蒸汽机技术、航海技术、火药技术等等。其实这些技术在中国等亚洲国度早有萌芽，但为何这些技术是在欧洲最先开花结果变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呢？

是因为欧洲在认知革命之后建立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在一个核心意识上与当时的中国为代表的前现代知识体系相比，有了如下进步：首先他们承认自己的无知，并应用科学方法，致力于取得新的知识和发展新的科技，欧洲国家的人们希望这样取得的新知识和新科技能够让他们成为世界的主人。

在认知革命之后，人类就很希望能了解这个世界。我们的祖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希望能找出支配自然界的法则，然而像伊斯兰教、基督教、中国的儒家这些前现代的知识体系，它们都假设世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已经为人或为神所知，这些全知者可能是某些伟大的全能的神如耶稣或者某些过去的智者如孔子，他们通过经典或者口传将这些智慧传给后人，对于平民百姓而言，重点是要钻研这些古籍和传统，正确加以理解，就能获得知识。

但是欧洲在过去200年间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与先前的知识体系有三大不同之处：

（1）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我们承认自己无所不知，也愿意在知识进展之后，承认过去相信的可能是错的，于是再没有什么概念、想法或理论是神圣不可挑战的；

（2）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承认无知之后，现代科学还希望能获得新知，方法则是通过收集各种观察值，再用数学工具整理连接，形成全面的理论；

（3）取得新的能力，光是创造理论还不够，现代科学希望运用这些理论来取得新的能力，特别是发展出新的科技。从而，使得科技在过去100年成为了欧洲经济腾飞的强大助力。

举一个那个时代的具体例子，很能说明中国和欧洲国家在核心意识上的差异，那就是著名的库克远征和郑和下西洋。

1768至1771年英国皇家学会为库克船队配备了最先进的科学仪器，随行的还有一位天文学家，8位其他学科的科学家、植物学家和几位画家，这次远征抵达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带回了数量惊人的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植物学和动物学，人类学资料，成了以后许多学科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并让西方从此走上了殖民扩展的道路，一发不可收拾。

而早在1405年-1433年间中国明代就有郑和下西洋，不仅时间早于欧洲，而且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郑和7次下西洋，最远抵达了印度洋的彼端。规模最大的一次，舰队有将近300艘船，成员近3万人，它们曾抵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相比之下。哥伦布在1492年的船队只有3条小船，带了120个水手。1768的库克首次远征，只有一艘船，叫“奋进号”，只有102名船员。

然而两者最的差异在于，欧洲国家的远征目的是：探索新知，殖民和征服；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仅仅是：向四方邻国彰显天朝大国的国威。

欧洲国家认为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不够，对很多重要的知识还一无所知，需要不断的探索新知，以补充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很明显，库克远征是这个认知背景下的产物，发起远征最开始是为了在西南太平洋观测“金星凌日”现象，以便计算出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考虑到这一趟探索价格不菲，所以顺便带了其他学科的科学家出征，并如愿的带回了数量惊人的各学科的资料，为许多学科的发展奠定的基础。欧洲国家在“现代科学思想”的指导下，从17世纪开始已经在开始积累科技知识，不断探索新的知识并不断的补充进已有的知识体系，使之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而当时的中国还沉浸在“天朝圣国”的美梦中，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这个世界的全部重要知识，派郑和下西洋“征服世界”，只是为了要向蛮夷之地传播他们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

这两种知识体系的核心意识差异也很明显的反映在了各自的教育体系上。之前看过一篇华侨大拿写的中西方教育差异的文章，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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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思想对美国教育界影响很大，教育就是寻找“原我”。美国的教师认为，学生的知识不是老师传授的，是学生在解决各种问题，思考问题的过程中自我领悟得到的。因此，美国的教师很少给学生讲解知识点，而是将需要学习的内容提炼出一些问题，让学生通过实践和思考得出结论。也就是说美国教师重点教给学生的是“所以然”，中国教师教的主要是教“其然”。

   美国教师是让学生在发现、观察、思考、体验、辩论以及领悟的过程，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得出结论而掌握知识，从而使知识点终身不忘。中国的学生是教师把知识点讲给学生，让学生不断背诵，从而使知识点终身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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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说到现代科学与前现代的知识体系之间的核心意识差异，正是中西方教育差异的底层逻辑。美国教育体系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的科学体系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一无所知，随着知识的进展，我们过去相信的知识可能是错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着重教授的是“对知识的实践和思考，以及培养对科学研究方法比如观察和数学方法的掌握”，因为这些可以启迪“新知”的发现。而我国教育体系的共识是“古圣先贤和书本里有我们全部的知识，熟读经典牢记书本就能掌握知识”，所以，他们的教育重点是“讲解知识点和要求学生记忆，以及培养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

正是“承认自己的无知，并应用科学方法，致力于取得新的知识和发展新的科技”这一条刻在欧洲文化血脉里的核心理念，让他们的知识体系不断茁壮成长。知识体系里面被社会大众应用得最广泛最悠久的部分，就是所谓“通识”。在人文方面，我国的“通识”博大精深，而在科技领域，欧洲国家的“通识”我们却望尘莫及。

  但是“通识”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创新发展的土壤，土壤贫瘠无法长出成片的参天大树。所以，在这个“科技强国”的时代，无论花费多少代价，普及这些科技“通识”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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